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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江平: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

    作者简介

    沈江平,中国大润发888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主要成员,大润发888首届杰出青年学者,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

    本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内容提要】“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思潮始于第二国际,时下仍存有类似观点。“经济决定论”几乎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挥之不去的“误读”。理论上,“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基于传统哲学进路理解人类历史的理论模式,诉诸“基础主义”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机械地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性。实践中,“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切割理论和实践,将历史唯物主义异化为一种“旁观的实证科学”,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立场,妨碍革命实践甚至走向革命运动的反面。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反思和揭示“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实原貌。

    【关键词】 经济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自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便受到诸种误读诘难、批判甚至重建。无论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抑或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从各自理论立场和基点出发,却建构了一个共同目标: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这种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尤为明显。这股思潮时间持续久远,涉及诸多学者,最早明确提出“经济决定论”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历经第二国际以及李凯尔特、俄国经济派、波普尔、柯林武德、威廉姆、哈贝马斯等学者的不断演绎,当前仍有类似观点存在。无论是蓄意曲解或误解,都指称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决定论,尽管他们都没有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本质加以分析。经济决定论似乎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最常见的误读。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之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经济决定论进行过回应和批驳。解析和批判“经济决定论”是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决定论”的演进及其实质

    用“经济决定论”范式解读人类历史进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由来已久。马克思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主流派在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读实证主义化,将唯物辩证法解释为经验主义发生学,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而进化主义和折中主义成为其主流走向。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事实上否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依托实证主义、折中主义、新康德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等思想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退化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是“经济决定论”的始发者,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存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包括恩格斯晚年遭遇的理论问题都与“经济决定论”相关。

    经济决定论一开始集中表现为庸俗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物的“经济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影响巨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阐释极具迷惑性,其原因在于当时一股拒斥黑格尔甚至彻底否定其辩证法的思潮在欧洲盛行,致使哲学又回到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机械论模式。而资本主义呈现出线性发展的表象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被简单阐释为由经济决定的线性进化过程。这种非历史的庸俗观点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影响加剧。如果仅从名称的缔造来看,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诉求。理论上,当时西方学界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伯恩施坦、考茨基、拉法格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将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发展搁置一旁,把它曲解为“经济决定论”。他们用“唯一”代替了恩格斯所言的“归根到底”,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要素,机械化、绝对化地对待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缺乏辩证思维,忽视乃至否弃非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决定论”把经济因素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现象,其依附于逻辑推理和演绎而忽视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观人为切割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诸要素。可以说,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即“经济决定论”已然成为“第二国际”发展中最大的一颗思想毒瘤。现实中,资本主义从以往的战争与革命混杂的时代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工人合法斗争取得显著成果,工人政党在议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由此孵化出否认革命尤其是否定暴力革命的合法主义和改良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与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解模式相背离的思想不断粉墨登场。这也成为“经济决定论”得以形成的实践背景。将经济决定论强加到历史唯物主义身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客观地讲,考茨基、拉法格等人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例如,与马克思最为亲近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和《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交给工人阶级的新工具。拉法格的这种看法与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存在不同,他总是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每一种思想的基础,但又反对用经济来直接解释每一个社会现象。比如,他只是将意识形态看成是经济的产物,反过来意识形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具有影响,而忽略了上层建筑中的其他因素。这根源于拉法格不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界限。对于伯恩施坦而言,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才是其理论信仰。俄国的经济派则信奉改良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混淆经济斗争与经济基础,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歪曲为“经济斗争有首要意义”,把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和“经济动机”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终究是历史唯心论的变种。

    经济决定论在当代西方学者那里也有很大影响。比如,罗素就称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史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其他经济因素如英雄、民族、科学等的决定作用。波普尔也曾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主义”,因为“马克思把历史舞台上的人间演员(包括所谓‘大’人物)都看做是被经济线路——被他们无法驾驭的历史力量——不可抗拒地推动着的木偶”。波普尔一边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价值,一边又认为马克思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寄托于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发展上完全是错误的,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恰恰是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等这些非经济因素。柯林武德同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优劣势非常明显。在他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相似,都是从社会的某个视域来解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是黑格尔选择了政治,而马克思选择了经济因素。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没能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思维窠臼。例如,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威廉姆·肖和罗默等人在反思“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又无法彻底摆脱其影响。哈贝马斯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无法褪去的经济决定论烙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肖和罗默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个更具原教旨主义倾向的解释机制,赋予社会演进一种经济学上的诠释。以上学者徘徊于经济决定论和尝试重新解读之间,从根本上讲是受机械决定论思维的影响,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辩证法底蕴。

    作为解读人类历史的一种模式,经济决定论依然停留在传统理论哲学思维中。传统哲学的最显著特质就是力图从理论上一劳久逸地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即认为整个世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的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不断运用这种方法,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这种方法有赖于观念和命题的严谨的逻辑推演,进而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合理构建,而找到一定的理论基点是保证逻辑推演进程无误的关键。在哲学史上,古代哲学“独断论”的“理智”和近代哲学的“自我”,先后成为理论的基点。秉承“还原论”的方法论和思维范式,“经济决定论”将“经济”因素看成是诠释社会现实中其他一切因素的绝对基点,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其他因素的存在都能够“还原”为“经济”而得以澄明。而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将历史视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时,指向的正是传统理论哲学认知历史的“还原论”思维范式。历史事实在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那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恩格斯批评自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信奉者的德国青年派,以为将“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事实和理论之间的这种断裂集中体现在它对社会有机体的人为切割和重构上。“人们总是先把社会整体中的这些个别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们制作成一些抽象,然后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譬如研究法律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类社会活动产物变成一些自主力量,它们获得了高于人的至上性。因此,对这些形而上学抽象的任何综合,都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综合;这些抽象因素之间的任何相互联系,都只能是形式上的和机械的因果关系。”正是在这种“外在的综合”、形而上学的分析和诠释中,“经济决定论”在社会现实的真实关系外围游离,得出的无疑是一种“先验的”说明不了任何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抽象理论。经济决定论把辩证法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彻底抛弃,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实证科学”,丧失了原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实践批判精神,在理论上无法穿透资本主义日常经验的现象层面,在实践中走向同资本主义妥协的改良道路。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基于传统理论哲学进路理解人类历史的理论,诉诸“基础主义”和“还原论”的思维,“经济决定论”将理论构造的法则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其逻辑和现实都行不通。当它被一些人用来指称或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其危害不可小视。这种危害在实践中凸显于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认知和由此变革而形成的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解读中。经济决定论把全部历史发展解读为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经济关系发挥着唯一的决定性作用。历史成为不受人类主体控制的宿命,这种非历史理解模式与古典经济学的隐性前提趋于一致。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时,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已成为事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助新的理论形态遮蔽其非历史性的理论本质,由此得出的线性进化的庸俗唯物主义即“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凝结在同质性社会结构的自我重复中。无限丰富的人类社会存在被诠释为冷冰冰的经济铁律和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异化为一种“旁观的实证科学”即自然化了的客观主义学说,严重窒息了理论的价值批评立场,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层面的反映。“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更是导致理论和实践分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荡然无存,直接危害工人运动的发展。当资本主义走向危机和无产阶级运动高潮真正来临时,革命理论跟不上实践步伐,最终走向革命实践的对立面。

    二、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澄清

    在“经济决定论”出现、演进的同时,许多学者一直对其展开批驳。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科学的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力图还原理论的真实面相。有的学者着眼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从理论创立的过程中发掘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将马克思对“经济决定论”的辩驳呈现出来,以此作为批判“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基石。也有学者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自身理论视域,重新定位和诠释历史唯物主义,以求正确理解和把握,比如把历史唯物主义分为唯物论和辩证法,力图在这种二分法中实现统一来驳斥“经济决定论”。尽管理解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走上重构、重建之路,但力图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回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的努力值得肯定。

    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非当代理论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便已启动。马克思对“经济决定论”没有直接地专门著述,但不能因此断言马克思认可“经济决定论”或没有表明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本身已表明马克思与“经济决定论”存在本质分歧。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马克思并没有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之外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隐含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之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晚年在处理法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经济唯物主义的浅薄解读时,会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回应。恩格斯则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根据唯物史观,……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他还用历史“合力论”来批驳“经济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在晚年还批判了当时德国青年过于看重经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套语”和“标签”的做法,并强调“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恩格斯不仅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还以书信的形式纠正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种误解。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性质即历史辩证法的重视和揭示。在《怎么办》《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述中,列宁对“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在驳斥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言论时指出,“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在批判俄国经济学派的自发经济决定论时,列宁认为,决不能因为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得出否认政治斗争重要性的结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从实践上宣告了经济决定论的破产。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其特定的哲学文化境遇出发,走上了一条主体性逻辑的批判路径。在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或实证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社会发展乃至一切都由物质生产、经济条件所决定,人就成为历史发展演进的寂寞看客,主体已然缺位。第一个扬起批判大旗的是葛兰西,他把矛头直指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褒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力量,因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人们来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使它们适应于他们的意志,直到这变成经济的推动力和塑造客观现实,这种现实生存着,运动着,并变得像火山熔岩之流那样,可以无论怎样地被引向由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任何地方。”为了批判“经济决定论”,卢卡奇提出了“阶级意识”理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的发展被解释成这样,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将通过一系列危机自动地和无情地向社会主义前进,那么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因素则只是一种错误诊断的产物。……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根本不能设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不能设想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消解经济决定论的方法“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柯尔施则认为,历史规律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创造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作为主体的人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境况,以此来驳斥“经济学体系”甚至“地理学和生物学的体系”等怪论。显然,葛兰西等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经济决定论漠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的错误倾向,由此提出了总体性范畴,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破解经济决定论所谓“纯粹科学的事情”、“铁的规律”、宿命论等论断。这种主体性逻辑在理论上回击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实践中也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然而,支撑主体性逻辑的哲学思想乃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主体能动性和无产阶级意志的过度强调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从而为阿尔都塞等人开辟科学主义理论逻辑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站在“科学”的角度,真实再现历史唯物主义。为了瓦解“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逻辑,阿尔都塞赋予“生产方式”新内涵。他认为,生产方式是复杂整体,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组成,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或环节。他进一步指出,经济最终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而不是在经济结构中起支配作用。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是仅仅依赖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单纯依赖于上层建筑因素,应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阿尔都塞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论”。用“多元决定论”来驳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特别是他对“生产方式”这个复杂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的决定性关联问题的考察,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化解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和僵化。这也表明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意蕴的认可和澄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承认了多元化因素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反对教条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进一步推动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但是,“多元决定论”模糊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导致主次不分,同时,历史理论科学主义化的逻辑路径遮蔽了历史主体——人的因素和作用,导致“社会历史则成了反人的非主体的客体运转,人类主体被实际地否定了”,实际上又成了批判的批判对象。与之类似,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针对“经济决定论”的“经济因素论”即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并决定其他因素的产生,是社会存在的最终根源,提出用“经济结构论”取代“经济决定论”,来解答“经济本身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是以劳动和实践为本质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形态是由经济结构建构起来的,经济结构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统一性和连续性。因而,经济结构是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境况得以澄明。以阿尔都塞、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逐渐形成,他们试图站在“科学”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领域,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停留于经验事实表面,与“历史的辩证法”渐行渐远,最终无法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旨趣。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理论建构来批判“经济决定论”。比如萨特提出“渐进—逆退”法试图恢复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则用上层建筑的“国家”层面取代经济层面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他们都试图克服“经济决定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论,来科学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囿于各种原因上述努力都没能实现预期目的,但这种理论探索的精神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值得肯定。

    “经济决定论”颇具影响,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同样历史悠久。从某种层面上讲,这意味着修正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纵观其演进历史,这是批判与反批判之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诠释不断推进之路。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和每一次对原著的阐发,都使得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某种新的解读、认识和领悟。而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诠读,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在肯定西方学者为批判“经济决定论”从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准确和完整的理解,注重细节却又陷入认识和实践分裂,导致这种批判成为后来者需要再反思和“再批判”的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对经济决定论思想本身的批判,面对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没能在意识领域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斗争方案。科学主义解读模式的出现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缺失的结果。因此,对有关“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进行某种“再批判”,是全面准确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真实面相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种“再批判”的展开有赖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理解、分析和解读。

    三、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角度出发,解决了康德提出的“理性”与“价值”的二分难题。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在解析资本主义问题时,用一种实证的历史科学或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导致理论与实践、结论与方法、科学与价值分裂和对立,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双重视域中掉入了“经济决定论”泥潭,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国内有些学者也存在上述误读,他们虽然也强调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思想等对经济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极其有限,淹没于对经济因素的过分重视之中,因而只剩下经济的万能决定论。另外一种解读在承认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具有反作用的同时,却又过分夸大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漠视经济因素对非经济因素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是对“经济决定论”的“矫枉过正”,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基础地位和作用的思想,而走向“多元决定论”,同样不可取。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全面准确解析,科学澄清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者关联,厘清两者辩证关系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迫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概括是经典表述,关于这点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它具有时代特征,1859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当时面临的任务仍然是确立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马克思重点关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非重点。恩格斯后来对此总结指出,早期他和马克思都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决定论的作用上,以便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对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没有予以全面论述,这是时代任务产生的必然局限性。从一开始就苛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构一个绝对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其中存有某些片面性,那也是深刻的片面性。没有这种片面性,就不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唯物主义基础,也就无法完成彻底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任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驳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质疑时,确实如恩格斯所言,突出强调理论中的经济因素,未能“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经济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担当的绝不是一个僵化、抽象范畴,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的、科学的呈现。“经济”在马克思眼里,已成为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剖析从事感性活动的人的现实状况的切入基点。这与“经济决定论”所关注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从资产阶级出发”的“经济”概念有本质区别,前者关注经济、商品背后的人的发展,深入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层面;后者关注外在于人的商品、经济曲线的浮动等,人只是一种抽象化的物而已。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原初意蕴的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之呈现的经济,抽象地作为唯一的关于资本的肯定性表达的范畴时,它就成为“经济决定论”解读社会历史的万能钥匙,成为“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

    “经济决定论”忽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艰辛的理论创建历程和理论变革的世界观意蕴,经济学说成为理解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的顺序正好相反,导致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以往辩证法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颠覆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创立出科学的历史观。他们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绝不是单纯强调生产方式或者物质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并非像经济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活动即物质生产实践或生产方式的运动看作是社会发展唯一、线性的决定因素。他们强调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制约作用。恩格斯晚年在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专门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初期的基本问题。因为历史唯心主义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必须要彻底地颠覆它,就必须始终强调生产方式生产,所以说马克思他们对这个问题强调得比较多,但同时始终强调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反作用。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专门强调了这种互相制约的作用。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从辩证法视角来全面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方法论。诉诸还原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用纯粹的理论构造替代了鲜活的实践过程的解析,必然导致现实与理论的分裂。与之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的优先性,理论本身并没有自足性,任何理论建构都离不开实践。生活实践是发展的,理论抽象也“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强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所获得的理论抽象只能适用于一定的历史现实,隐含着承认社会现实乃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意蕴由此彰显。“经济决定论”无一例外地将“经济”因素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就可以很轻易地宣称它的普适性和超验性了,这无疑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正如恩格斯在批判经济决定论者时所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恩格斯多次谈及历史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就论述了法和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抽象地将经济因素看成是绝对地起着支配作用,在其一些著作中多次论述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至关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阶级均势”对政变最终发生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的部分,则表明了立法起着重大的作用。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在马克思看来,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因素。”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揭示了经济对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将经济置于基础地位,并用基础来指称经济,进而将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转化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从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有概念。这一思想既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又符合历史辩证法。由是观之,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基础性作用)是就它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的地位来说的,而不是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解释。恩格斯说过:“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任何社会现象都企图求解于经济因素是不切现实的。在恩格斯眼里,19世纪经济落后的德国,相比英法而言仍然是第一小提琴手。他对作为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哲学特点的解释,并没有简单求之于经济发展水平。他不仅重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对于哲学特点的影响。在《英国状况》中讲到德国发生哲学革命时,恩格斯指出:“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恩格斯认为这需要详细地认真地加以探讨,因为不同的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里还很少涉及,或者更准确点而言,根本就没有阐释。而这种区别是不能简单从经济发展差异中得到合理解释的。由此看来,在历史研究中,在注重经济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应该关注上层建筑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人类社会结构中,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地理环境都有它的作用。即使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起首要作用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把任何历史现象归结为“经济基础”一了百了。马克思认为,即便是“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社会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因素起作用,在诸多合力相互作用下发展,但经济起着基础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多因素论,因为它在多种因素中抓住其中起基础性作用或言决定作用的因素即经济因素。像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显然走入误区,只有多点论没有重点论。恩格斯则提出“中轴线理论”,将经济形象地比喻为中轴线,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其他影响因素则归根到底围绕在经济这个中轴线周围发挥其作用。“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是对发现社会生活中的规律性作出贡献……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管是那些只适用于短时期的规律还是对许多时代都一直在起作用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通过控制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来组织社会生活。我们只有掌握了预见我们有意识行动的后果的根据,才能控制社会生活。”所以,托波尔斯基说,当我们谈到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我们所指的是一系列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一般陈述,即揭示社会中的运动和发展的陈述。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它告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是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来揭示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给予经济学的解释。经济发展不能代替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但没有经济发展社会绝不可能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看成基础,但并非全部和一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只有同时存在,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诠释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应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影响。但据此一叶障目,必然是偏好于宏观大叙事,而忽视每个社会的差异性和特征以及丰富多样的社会事实,就不能从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中寻求对现实的合理解答。

    事实上,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历史决定论,这几乎是所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共同借口。马克思他们当然没有使用过“历史决定论”的提法,其承认经济在历史中起主导、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历史规律论而不是机械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历史辩证法。它反对历史无规律论、历史唯意志论和历史多因素决定论。它承认在社会结构或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因素相比,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时常出现,但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决定”一词不是关乎某一具体历史实践和人物形成的必然性和不可改变性,也并非否认历史事件和人物形成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是关于社会宏观结构的规律理论。这种蕴含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观是就历史有规律角度来说的,而非历史一切都已安排好,无须努力和奋斗。历史唯物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否定意志自由,它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可见,人类的意志要真正获得自由,就必须在认识和利用规律中获得意志自由和对经济这个决定因素发挥能动的反作用。历史辩证法承认因果性,但因果性不等于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现某种可能性与排除其他可能性发生而实现的。世界上任何事件都有原因,但不能得出凡是有原因的都是必然的。西方国家谁当选总统、谁没当选,有多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有可能是某种突发事件,乃至自然灾害的发生,但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和根本政策,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本质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说到底就是对历史中导致必然性的决定性因素的发现,同时又强调辩证地看待因果联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质言之,“经济决定论”绝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罪。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观,它既主张社会历史发展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然历史过程”,又强调人的主体存在及其能动性,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既主张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它把主体的作用作为客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包含在历史必然性之中。将主体排除在外的决定论,是用自然主义方式来看待社会规律,完全抹杀了社会生活的特点。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最终决定作用正是表现在人们的动机和结果中,“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机械决定论,它是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固然取决于经济这个最终决定力量,但同样离不开包含主观努力在内的其他因素。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显然是赞扬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非其唯心主义。作为蕴含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无人”的辩证法,它强调社会历史就是人在既定的现实关系中进行创造的有主体的一元决定和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统一,是关于在各种社会因素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如果遗忘掉辩证法,我们就无法厘清历史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区别。这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准则和出发点。

    四、“经济决定论”反思的当代意蕴

    梳理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争论史,其价值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它启示我们不能教条地理解时代变化,停留于变化的外在现象层面,以此来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而彻底否弃马克思主义,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而应与时俱进,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基本原理来研究新现象、新问题,用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诠释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紧扣辩证法特质,抓住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与生产力发展这个硬核。在此基础上来理解政治活动、政治架构、政治关系以及在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尤其要重视文化、政治对经济所起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基于物质资料生产基础的整体互动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批判了“四人帮”将发展经济污名化为“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观点,正确理解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的战略转变。我们要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动蕴含创新驱动机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的建构。

    反思经济决定论有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蕴含创新驱动机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重复性机制和创新性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机制。人类社会的进步,包含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内,常常是依靠社会的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速度与受制于生产方式的创新动力密切相关。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诠释为人类理解创新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蕴含创新驱动机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狭小和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缺乏市场机制的动力,其创新往往是自发,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在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成为其关键要素,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不断抑制资本主义社会创新能力的发挥。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理论,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是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而不是所谓的经济总量的比较。我们的发展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生产方式及其所蕴含的创新驱动机制。相比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以往社会形态所不具有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把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布局和实施,把创新作为基本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把重大创新作为国家创新项目来开展;我们能够集中财力、人力重点投入。在精神方面,我们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巨大凝聚力和强大动力。我们还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不断完善的以企业为创新基地、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层面的联合创新体制。只要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这些年来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就无法否认创新绝不是与生产方式性质、社会形态无关的纯智力、纯GDP竞赛。从理论本源来看,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生产力,但决不忽视生产关系,而是将两者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中;其视野中的物也不是货币、机器、厂房,而是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反思经济决定论在中国融入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具有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要素禀赋各异,有各自特长,也有各自短板。世界普遍交往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重要,愈加凸显世界交往整体性协调性的重要性。历史地解析普遍交往这种历史关系,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协调性的辩证特质。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普遍交往,理解当今世界人民互相进行友好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以政治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指导。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以资本主义霸权为价值理念。这种政治经济秩序在经济上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交往的不等价、不平等;在政治上表现为恃强凌弱,以大压小。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制约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其核心理念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中的共同需要和共同要求。推进世界秩序的合理化,历史唯物主义可能并非唯一理论路径,但其批判性无疑最为彻底,其理论深度最为深厚。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遵循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要义,寻求一条通达人类更高“共同性”水平的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的人类“普遍交往”,追求“自由人联合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中意义重大,是新时代世界交往的创造性智慧结晶。作为映现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全新世界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治理模式和实践观念,从而破解新旧秩序转化中所衍生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难题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现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来的真实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但实践任重道远,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原有政治经济秩序社会现实的反思和重构,其自身又“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现实’,这必将带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世界的创新与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在寻求对新理论和新问题的解答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因此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直到当前向强起来迈进的伟大飞跃,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仍然是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进入新时代,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依然行进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贯彻和运用。统领新时代中国建设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动落实人民美好生活图景的整体诉求;确立新发展理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并超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集大成体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变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理论和实践经验教训,实现时代问题与哲学问题的有力互动,在诠释和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彰显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特价值。

    本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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